【送书】日本危机前夜有什么教训
来源于 《财新周刊》 2018年第15期 出版日期2018年04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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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这些年中国经济赶超，不少国人对于日本的态度逆转，由早前的全面推崇，逐步转为全面不屑一顾。但平心而论，中国对于日本的了解仍旧肤浅，在经济领域更是堪称简陋。这也是我希望用中国视角分析日本战后经济演变的主要动力。
日本经济故事的前半段，大家并不陌生。其基本逻辑是从战后的辉煌追赶到上世纪70年代“日本第一”，80年代时房地产价格与股市指数更是年年刷新，不断创下纪录。资产泡沫狂欢随着80年代末期日本央行的加息而告终。整个日本经济在90年代急转直下，导致了经济停滞的“失去的二十年”，期间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不仅低于中国、印度等新兴经济体，更是在发达国家中垫底。但是故事的后半截，往往语焉不详。其实，日本如何应对危机，日本资产危机为什么演变成为漫长萧条，才是对中国最有价值的一课。
去年出版中文版的《日本的迷失·前夜：1992-1995》，简单来说是日本媒体人眼中的上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。全书聚焦1992年到1995年的政策变化，议题涉及处理住专问题、东京两大信用合作社的崩溃、存款保险被冻结等。作者西野智彦1958年生于长崎县，毕业于庆应大学，曾经任职时事通信社，对通产省、日本银行、外务省、首相官邸、大藏省等领域新闻长期跟踪。
本书据说是他多年跟踪研究的结果，重在呈现更多事实，有很多关键人物的采访，提供了不少细节，尤其描写了大藏省、日本央行以及政府首脑政策制定的思路。遗憾的是，或许由于这是第一部，内容比想象中略少，对于日本经济在泡沫之后的脉络变化还没有来得及展开。
日本一直有官僚治国的特点，也就是说，虽然表面上做出决策的是政治家，但是决策来源仍旧是官僚体系。此书主角多数是日本官僚，比如时任大藏省银行局局长寺村信行。政治家宫泽喜一在书中的戏份不少，实际他也是出身大藏省的官僚，对于经济领域非常娴熟，他的信念是无论多么艰难，也不能随意折腾金融。
宫泽敢于直言。“二战”结束之前的几个月，日本经济已经不堪重负。为了应对战争，日本央行一直通过购买国债襄助军费筹集，其结果自然是国内的通货膨胀，民众叫苦不迭。早在1945年终战诏书之前，政府内部不少人已在讨论日本到底还能支持多久——等美国进入日本之后，最吃惊的不是日本人没有抵抗，而是居然能在国力相差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抵抗了那么久。当时宫泽喜一25岁，是大藏省银行局年轻的事务官，他曾向日本政府首脑递交“意见书”，对政府政策大加批评。
1985年，宫泽65岁了，个性还是不改。那年日本签订了“广场协议”，日元对美元骤然升值，埋下日后隐患。当时的大藏相、日后的首相竹下登谈判回来颇为得意，毕竟这是一个国际协作以及日美斡旋的成功，宫泽却质问：“你真的明白自己所做之事的意义吗？”此后三年，日元对美元几乎升值一倍，即使宫泽日后成为大藏相乃至首相，也回天无力。
讨论日本经济，离不开“广场协议”。不少国人对此附加了美国阴谋论的想象，事实上并没有什么阴谋，最多是阳谋，而且是日本人的阳谋。根据参与“广场协议”的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等人回忆，协议中日元升值计划是日本方面主动提出。
“广场协议”的大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美日经济失衡，与今天不无类似。当时的国际贸易中，美国赤字不断加剧，从1981年拥有1410亿美元国外净资产转变为净负债 1110 亿美元，由债权国转为债务国。日本虽然握有巨大顺差，但日元仍旧疲软。和今天对中国的态度差不多，美国认为原因在于日本金融市场的扭曲，需要进一步自由化。美国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让日本倍感压力，选择日元主动升值也是希望主动转移压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广场协议”提到，“主要的非美元货币对美元一定程度的进一步、有序的升值是合适的”。此前讨论中，竹下登甚至建议删掉“一定程度”，因为他想让日元升值信息更明确，而美国方面对于日本主动同意日元升值10%的提议可谓喜出望外。
日本在决策过程中比较容易受国外压力影响，日语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“外压”（gaiatsu）来形容这种状况。不过，这种压力之下做出的经济调整，日后来看多数有益于日本。“广场协议”是不是日本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？在东京访学时，我专门拜访了参与协议签订、服务大藏省三十多年的行天丰雄先生，他是现存被叫做“日元大师”中资历最老的一位。他肯定地对我说，日本经济后来诸多问题不是因为美国，而是“我们自身的问题”。谁该为此负责呢？我追问。行天沉默了一下，说，当然是领袖们。
“广场协议”后，宫泽担忧的问题逐渐呈现，日本自身的失误加上外部的升值因素，使得日本经济从1985年加速进入资产泡沫的旋涡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自民党一党执政的“五五年政体”出现裂痕，政坛首脑连连变换。宫泽喜一一度担任首相，正准备对经济大展手脚，却因政治原因不得不离职。90年代末期，宫泽直言应该向不景气的金融体系注入公共资金，强调向日本长期信用银行进行“救济”的必要性。首相小泉纯一郎上任之后，他还在2003特别拜访小泉，警告金融问题，“银行正加快节奏强制回收贷款，这样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。”
宫泽喜一在经济领域所获评价不低，在本书中的角色有点像一贯正确的预言者。此外，大藏省以及央行等诸多官僚也算得上尽心尽力，面对危机始终有战场意识。大藏省银行局资料如百科全书一样厚，“银行局如今成为火灾现场，每天都是一场艰苦的战斗”。
《日本的迷失·前夜：1992-1995》
中信出版社
[日] 西野智彦 著
2017年11月
问题在于，一干精英奋力搏斗之下，为什么经济还是滑向了更深的深渊？缺乏整体战略协调恐怕是原因之一。此书叙事开始是在1992年，当时股票和房地产一路大跌。从历史后视者目光来看，这是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开始，“失去的二十来年”的启幕。然而，多数人一如以往地表现出集体迟疑乃至迟钝。大家似乎认为最危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，思考的都是如何善后，压力感降低，即使对于紧急的事情，斡旋也仍要花费不少时间。
应对金融危机，时间几乎是最重要的因素，反应迟钝以及协调过多往往导致危机深化。寺村信行上任银行局局长之后，就研究“一战”后的昭和金融恐慌历史。他的结论是公共资金的投入非常有必要，但是往往只有危机发生之后才会获得授权。“恐慌发生后，议会和国民都同意对银行进行公共资金投入。但是，在恐慌发生之前谈及投入公共资金则面露难色。”金融政策制定影响深远，某些应急措施本身有时需要违背公众常识，也需要更多政治合力。本书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官僚以及政治家都做出了自身的努力，但最后的结果只不过是互相妥协。在不同部门的博弈、党派政治以及媒体舆论的狭缝中获得惨淡胜利，其中还有人以离职为代价，处理时间也不断延后。
在本书的最后一刻，一直沉默的记录者跳出来发言，评价很多当事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政策选择是延后的，有些人不乏“自负”地认为自己在有限的情况下已经“竭尽全力”。
这似乎并不是孤例。在日本的集体决策中，有一个缺点总被提到，那就是有很好的战术但无很好的战略，无论军事和商业都如此，这也和日本中层比较能干、执行力比较强有关。问题在于，为什么没有强势领袖来承担起责任呢？类似宫泽喜一那样的人即使上台，也没有时间去施展自身的谋略。更进一步，就算有了强势领袖，如果大趋势就错了呢？
具体在经济领域，银行问题之所以反复出现，也与制度设计有关。日本战后为了复兴经济，采取了不少类似苏联早期工业化的做法，重工业和基础设施被扶持，资金也更多由复兴金融金库等机构提供，形成了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。这种体系使得国家通过银行控制资金流向更为有利，但导致银行一旦发生危机，对于整个社会影响巨大。中国在制度设计方面受到这种方式影响不小。
经济问题尤其金融问题，一旦拖延或者回避结构性改革，最终会以各种形式暴露出弊端。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并不算太差，但正因为危机应对不够迅速或者说回避危机之后必要的改革，导致了日后经济的萎靡不振。相较之下，韩国虽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遇了极大挑战，但是通过残酷的结构性改革，最终使得整个经济重新回到正常轨道，与今天增长乏力的日本形成鲜明对比。
作者西野对于书中主人公的评价印证了我的印象。我在东京大学访学的研究题目是中日经济比较，期间拜访了不少与日本经济有关的官员与研究者，其中包括多次参与银行救助的木下信行先生，他在大藏省和金融厅都待过很多年。在长谈中，他遗憾地表示，日本利率决定过程太长，最后谁也做不了主，而危机来临时处理慢，如何做上层也并不清楚。
希望中国能够不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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